泰森谈阿里、老霍及海耶

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广义的、古代的中国哲学可以指两千年来以孔孟老庄、程朱陆王为代表的传统课授的子学与经学中的思想学术传统。其忠实输入不改本来面目者，若玄奘唯识之学，虽震动一时之人心，而卒归于消沈歇绝。

乃叹曰：‘乱我家者，太子也。如果以功利性的政治来引导民众，用暴力性的刑罚来束缚民众，那么民众就会仅仅满足于以苟免于刑罚为侥幸。王栐《燕翼诒谋录》卷四：至皇祐二年十二月甲申朔，复颁三品以上家庙之制。犹如经学之于上古，固然须疑古辨伪，以求渊源流变，但不能因此否定经学对于理解两汉以下中国社会的重要作用，三纲五常，仍是中国文化的关键。陈寅恪不认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的基本方法与思路，认为其愈有系统条理，去历史事实愈远，以致中国哲学史的研究越发达，中国就愈益隐而不见。

中郎将、绣衣执法在郡国者，并乘权势，传相举奏。自刊布以来，评论赞许，以为实近年吾国思想史之有数著作，而信寅恪前言之非阿私所好。中国传统哲学的普遍架构是推天道以明人事。

下焉者之于七也，亡与甚，直情而行者也。我们将此三说的不同意义论析如下。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因此，笔者认为《中庸》的人性论可以说已经是性善论。

（《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又说：性有善端，动之爱父母，善于禽兽，则谓之善，此孟子之善。但据《李觏年谱》，他在三十岁以前持性三品说，而在三十岁以后则对人之性情持近善或向善的观点[1]。

修道之谓教，就是要按照人道亦即人应该如何来进行道德修养和社会教化。中焉者之于五也，一不少有焉，则少反焉，其余四也混。董仲舒的性善情恶说，在汉代被《孝经纬·钩命决》和《白虎通义》所采纳，即所谓：情生于阴，欲以时念也。循三纲五纪，通八端之理，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乃可谓善，此圣人之善也。

韩愈的学生李翱在《复性书》中主张性善情恶说。（《汉书·董仲舒传》）合此两条史料，其中实含有独尊儒术的意义。人性是天命或天道所赋予，因此，性是天生的，是人的与生俱来或生而即有的属性。（《荀子·性恶》）注意这里讲了三个顺是，然后归结为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董仲舒是秦以后为群儒首的大儒，他继承和发展了先秦儒家的思想，开创了秦以后独尊儒术和汉唐经学的新格局，而且对宋代的新儒学即道学或理学也有重要的影响。王承天意，以成民之性为任者也。

……凡有四端于我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韩昌黎集·原性》）此说与荀悦讲的教扶其善，法抑其恶旨意相同。

宋初的李觏评说古之言性者四，即：孟子谓之皆善，荀卿谓之皆恶，扬雄谓之善恶混，韩退之谓性之品三：上焉者善也，中焉者善恶混也，下焉者恶而已矣。孟子明确提出了性善论，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扬雄言人性善恶混者，中人也。唐代的韩愈持性情相应的观点，他说：性也者，与生俱生者也。而董仲舒则强调，人性的善质或善端只有经过圣王的教化才能成为善、称为善。而荀子的性恶论则认为，顺人之性必然出现争夺、暴乱，所以必须经过师法之化、礼义之道来违逆、矫治人性，才能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

性与天道决定了人应该如何，而修道之谓教就是要把这应该如何落实到道德修养和社会教化。（《荀子·性恶》）可见，荀子的性恶论主要是为与圣王，贵礼义或立君上，明礼义作论证的。

因此，董仲舒的人性论在儒家的人性论史上也占有重要的地位。关于对董仲舒的评价，程颢说：汉儒如毛苌、董仲舒，最得圣贤之意，然见道不甚分明。

其所以为性者五：曰仁，曰礼，曰信，曰义，曰智。谓性已善，奈其情何？……身之有性情也，若天之有阴阳也。

因为体莫贵于心（此处体包括心在内），所以义之养心要比利之养体更为重要。（《孟子·公孙丑上》）在孟子的思想中，人皆有四端就是人之性善，但如果不扩而充之，则不足以事父母。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其二是认为人性中有善质或善端，这个善质或善端便是王者教化应任德不任刑的人性论根据。

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这里有孟子的大体与小体之分。比类率然，有何疑哉？（《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在董仲舒看来，性虽然不可称为善，但可以出善。

在中国传统哲学中，人性论是连接天道与人道的枢纽。情生于阴，为贪、为恶。

孔子去世后，在孔孟之间有一个孔门弟子及再传弟子对性与天道各有阐释和发挥的过程。诘性之质于善之名，能中之与？既不能中矣，而尚谓之质善何哉？（《春秋繁露·深察名号》）董仲舒把性的含义界定为人的生而即有的自然之资或自然之质，这一点近似于告子所说的生之谓性。

……圣人以为，无王之世，不教之民，莫能当善。下此即至扬雄，规模狭窄。我们应该明确，人性论的性是相对于习而言，习是指人在后天的社会生活中所受到的习染，而性则是指人之先天的生而即有或与生俱来的属性。荀子又说：故枸木必将待檃栝蒸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

（《春秋繁露·实性》）虽然董仲舒说只有中民之性才可称为性，但他实际上已把人性分为圣人之性斗筲之性和中民之性的三品。（《汉书·董仲舒传》）依此说，董仲舒的性情论又可概括为性为质朴，情有贪欲。

程颐接着又说：其中动而七情出焉。于是孟子所谓性善被归于天命之性，其他诸说都被归于气质之性，而性与情的区分则被认为性是心之体，情是心之用，故云心统性情。

这里显然也有性善情恶的思想因素，而性其情是源自魏晋王弼之说。魏晋玄学家何晏曾提出圣人无喜怒哀乐即圣人无情的观点，王弼则主张性其情，即用性统率情，圣人并非无情，而是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三国志》注引《王弼传》）。